应县木塔的修缮方案已争论三十年，“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何在这里变成了“修不了旧”的死结？一座千年古塔的命运，是怎样折射出中国文物保护最深层的伦理追问。
2026年3月，一则“应县木塔即将落架大修”的消息在网络迅速发酵，引发全民关注。无数人涌向山西应县，想在古塔“大手术”前见它最后一面。然而山西省文物局随即回应：“没有，谣言。” 表示关于木塔修缮的方案，至今停留在建议阶段，尚未进入规划和实施层面。
为什么还不动工？原山西省古建研究所，资深文博古建专家王永先，一语道破天机：“三十年未动工，不是不作为，而是不敢错、不能错。”
“修旧如旧”，这个中国文物保护最核心的原则，在应县木塔这样的珍稀国宝面前，反而成了最沉重的枷锁。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一悖论？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回答几个疑问：“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修旧如旧”？这个理念从何而来？
一、一座千年木塔，近一个世纪的“保护”史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增修完毕，是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塔，全塔上下没有用一颗铁钉，由八万榫卯咬合，承载着近7400吨的重量，已屹立近千年。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在测绘应县木塔期间，给妻子林徽因的一封家信中写道：“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
1933年梁思成第一次考察时的旧照，可以看到每层都还有夹泥墙
然而，千年以来，应县木塔历经风雨、地震、战争，主体塔身虽安然无恙，内部却累积了大量的结构性损伤。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些天灾人祸对于木塔的损害，都远不及一次对木塔的善意维护！
1928年至1935年间，针对1926年木塔遭受军阀炮火引起的破坏，应县地方人士开始集资，准备对其进行维修。协商期间，也就是1933年的时候，梁思成、莫宗江等人正好对木塔进行现场调查，结论是：“现状尚不坏，虽略有朽裂处”。得知当地人要修塔，梁思成还热心地答应参与其中。
二层明层西侧内槽枪弹及炮弹破坏情况
本来，塔身上部四个明层，除了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的当中一间安装格扇门外，其余都是内含斜撑子的夹泥墙。但乡绅中的某个大聪明认为：“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要玲珑，不玲珑，就会破坏当地的风水”。明显这人要么是相声爱好者，要么是快板粉丝。
在他的要求下，将所有夹泥墙改成了轻巧透风的格扇门，斜撑子也被去除。整个维修过程，并未通知梁思成先生。根据后续的研究表明：这次拆除将各层间的泥夹墙换成了现在的门和窗，降低了塔身的封闭性，加速了风雨对塔身的侵蚀，同时还大大降低了各层的抗侧移刚度和承载能力。
1935年维修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原来的夹泥墙
由此可见，世上最能害人的，往往不是明处的敌人，而是那些口口声声说“为你着想”的好心人！
1950年，莫宗江随文化部雁北调查团再次调查木塔，在《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留下了对木塔原状及倾斜变化作了记录：“自夹泥墙被拆除改成格扇门以来，仅仅经过十四五年，塔身已可以看出歪向东北。在第二层内的各柱向东北倾斜最甚，上部的重心已经离开了正中，各柱头的榫口大多已经松脱，或已因倾斜扭转而劈裂，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将更难修理，甚至可能突然坍毁。”。
梁思成、莫宗江先生木塔测稿，各层外柱倾斜记录，1933年(清华大学资料室藏)
1974年至1981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了规模较大的维修加固工作，包括加设斜撑、楼板加强、梁柱加箍等。这些历史上的干预，无论得失，都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古建筑保护。
自20世纪90年代起，应县木塔的保护修缮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保护方案几经论证修改，但因基础性技术研究不足，各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直到今天，木塔仍处于“密切观察、深入研究和局部加固阶段”。
2002年6月，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委会在太原召开了包括7位院士在内40余位专家参加的方案评审论证会，会上讨论了四种主要方案：整体落架大修、上部抬升、钢架支撑、现状加固。四类方案，各有优劣，却无一获得全票通过。
2021年完成的应县木塔现状结构稳定性初步评估报告给出了更令人揪心的结论：木塔二层大部分柱体目前已进入静力失稳拐点，处于失稳破坏的危险状态，需尽早采取静力稳定性能提升措施。
王永先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应县木塔现在是一个“多处骨折的高危老人”，处于 “重症监护” 状态。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山西代表团向大会提出建议：在有序开展变形监测、全面测绘等工作的同时，在木塔周边区域另行选址，启动1∶1研究性复建木塔项目，为落架大修培养储备工匠人才。这一方案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复建一座完全相同的木塔，积累技术经验和工匠人才，为未来可能的落架大修做准备。
三十年过去了，这座千年木塔仍然没有等来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修缮方案。问题的症结，早已超越了工程技术本身，直指“修旧如旧”这一核心理念的根本困境。
二、“修旧如旧”理念的形成
要理解应县木塔为什么“修不了”，首先要弄清“修旧如旧”到底是什么。
“修旧如旧”理念由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他在谈到古建筑修复时反复强调：“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桐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梁思成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在审查西安小雁塔保护维修方案时，他正式提出“整旧如旧，保持原貌”的维修原则，认为文物建筑修缮应当保持“与其年龄相适应的面貌”，给人“老当益壮”的印象。
国内屡见不鲜的毁容式修复
这个判断背后，是一套扎实的中国传统审美。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补得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这正是中国古人追求的“浑然一体”。因为“修旧如旧”观点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在提出后很快被修复领域认可并践行。
1964年5月，《威尼斯宪章》出台，明确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可逆性”。从此，法国式的浪漫主义文保方式被严令禁止。关于法国的古建保护，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放在续文中详细聊。
我国于1982年出台了《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对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建筑和革命文物，修缮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还细化了五个“不改变”：不改变原来位址与布局，不改变原来的形制，不改变原来结构，不改变原来工艺，不改变原来材料。
于是，从学术理念到法律条文，“修旧如旧”一路走来，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的核心话语。
但是，事情就此一帆风顺了吗？
梁思成先生手绘的应县木塔渲染图，大家来膜拜一下
三、“旧”的悖论：当文物不知道自己该长什么样
我们在道器相分的话题中曾提过，产生现代科学的三个前提：经验被记录，记录被量化，量化的记录被广泛传播。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做法并不多见，其中，以量化最为罕见。
现在就出问题了：当标准仍停留在非量化、依赖主观判断的修饰性语言时，实践层面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法可依的窘境。比如这个“旧”字。
“修旧如旧”最大的理论困境，出现在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上：“旧”到底是哪个时期的旧？
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要知道，“旧”不是一个点量，而是自当下这一刻始，直到无穷远之前的一个无限大的区间量。那么当“旧”成为修复的指导标准时，到底要恢复到哪个时期的旧？是“原初的旧”（艺术品最初的原貌），还是“现在的旧”（经年变化后的面貌）？流传过程中的历史遗痕又该如何处理？
炳灵寺石窟大佛的半残半新式修复
当这一困境投射到应县木塔上，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应县木塔所面临的，恰恰是一个无法界定修复边界的复杂处境。
问题于是变成了：如果我们要对木塔“修旧如旧”，是恢复到1056年初建时的辽代原貌？是恢复到金代增修完成后的形态？是恢复到1935年那次“破坏性大修”之前的样子？还是干脆就保持它现在这个“带病”的现状？
不同的回答，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修缮方案。
在文物修复领域，通常分为“维持现状修理”和“复原性修复”两种类型。前者尊重文物传承的历史性，对现状采取包容态度；后者从艺术整体审美效果出发，强调恢复文物的艺术价值。二者各有优弊：维持现状修理虽尊重了真实性，但却容易导致修复行为的不作为；复原性修复很可能为了理想中“天衣无缝”的效果而过度介入。
应县木塔恰恰卡在二者之间：要“维持现状”，现状本身是倾斜的、危险的；要“复原”，又缺乏足够的历史依据和工艺支撑，更担心“复原”变成了“臆造”。
巴黎圣母院19世纪修复时被臆造出来的石像鬼
王永先的解读点明了要害：“应县木塔修缮方案论证多年，目前仍处于密切观察、深入研究和局部加固阶段，短期内不可能启动‘落架大修’。”
应县木塔并非孤例。在五台山脚下，被誉为“中国第一国宝”的佛光寺东大殿，也面临着相似的命运，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佛光寺东大殿示意图
四、“修旧如旧”的成功例子：故宫养心殿
然而，“修旧如旧”并非总是陷入僵局，也有成功的例子。
2025年12月26日，故宫养心殿经过为期10年的系统性修缮保护，重新开放。养心殿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是清代紫禁城内，使用时间最长的皇帝寝宫。修缮前的养心殿，存在瓦顶天沟开裂、梁柱糟朽、墙体空鼓、油饰彩画剥落等问题，室内陈列文物也受到了环境因素的侵袭。
养心殿的修缮，是故宫博物院首次使用“研究性保护项目” 这一名称。所有保护和修复工作都建立在前期的研究基础上，“我们秉承‘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科研项目来考量。”
修缮团队采用三维扫描、摄影测量等技术手段，对各建筑分别据其历史档案、构件特征、彩画形制等进行价值评估。在木结构修缮过程中，利用微创技术，使用微钻阻力仪对木柱糟朽开展精准检测。在微创孔径不超过2毫米的情况下判断柱心是否坚固，最终避免了整体更换，极大减少了对文物本体的干预。
10年间，近500件养心殿器物、字画，120组内檐装修文物、89件贴落花、617件槅扇心、88件匾联等完成保护修复。养心殿文物原有的“岁月痕迹”全部记录在册，东、西配殿瓦顶更换率仅5%。
养心殿的成功，证明了“修旧如旧”理念在小规模、可控的古建修缮中是卓有成效的。但它同时也揭示了另一面：当文物建筑体量过大、结构过于复杂、病害过于严重时，这一原则的执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
五、核心问题：应县木塔的维修难度到底有多大？
应县木塔已经进入结构失稳的加速阶段。对木塔的保护，之所以被称为“我国文物建筑领域最重要、最复杂、最困难的历史性保护任务”，绝不仅仅因为专家的意见分歧，而是一系列横亘在面前的真实技术壁垒。
截至2024年，应县木塔整体结构已出现显著的变形与失稳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塔体整体状态：塔体已发生扭曲变形与荷载失衡，整体向东北方向倾斜约65厘米，累计压缩达88厘米，下部承重结构多处出现构件劈裂、梁枋折断及结构错位等问题。
二层西南内、外槽倾斜现状(2011年)
二层结构状态（核心危险区）：二层为当前结构问题最为集中的部位，多数柱体已进入静力失稳临界阶段，部分构件变形呈加速发展趋势，整体处于失稳破坏的高风险状态。
局部柱体受力情况：在已监测柱体中，部分柱高约2.8米的构件，其倾斜水平位移已达47厘米，超过柱高的15%，基本丧失直接承载能力。
二层明层柱倾斜现状评估图
关键构件极值情况：截至2024年，二层一根顶梁柱倾斜量已超过580毫米，为当前已知最严重的单体变形构件之一。
更棘手的是，木塔的形变并非单纯的歪向一边。激光雷达扫描结果显示，各层均向东北方向有不同程度的倾斜，西南面柱子的位移量普遍较大；从整体上看，木塔向东北方向倾斜并存在着复杂的扭转变形，木塔西侧由南向北发生顺时针扭转，东侧由南向北发生逆时针扭转。这种“连扭带歪”的变形，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纠偏方案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变形还在加速。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二层整体倾斜位移达18.17毫米，是1991年至2004年（7.89毫米）的2.3倍，平均变化速率是其5.37倍。倾斜不是匀速发展的，而是在加速。
前面我们提到过，1974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应县木塔抢险加固工程，对于局部残损严重的构件和部位，进行了增强加固维修和支撑保护。但令人扼腕的是，当时的工程图纸档案资料，绝大多数已不知所踪。这意味着，1970年代的加固措施到底做了哪些改动、加了什么材料、用了什么工艺，很多细节今天已无从知晓。
《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及严重残损构件加固方案》实施的试验面，2017年底暂停
木材作为生物质材料，本身就容易发生腐朽、开裂、火灾等损坏，这些损坏因素会显著降低木构件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安全。同时，数十年来多次干预叠加，木塔的“初始状态”与“干预后的状态”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哪些残损是自然造成的，哪些是干预造成的？干预后的结构受力路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完整的答案。
应县木塔的修缮之难，还在于一个根本性的困境：我们甚至无法在木塔本体上进行破坏性加载实验来验证任何方案。因为，任何实验都必须在不损伤文物的前提下进行，这意味着所有的力学分析、结构模拟都只能基于理论模型和缩尺模型，无法通过实物加载来验证结论的准确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2023年获批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究”，围绕木塔“整体变形、重要节点破坏、重要构件破坏”的基本问题，系统开展变形纠正、节点修复补强、构件加固修复等科研攻关。
二层明层柱头铺作力学性能试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2010年
然而，正如清华大学团队所指出的，这项工作首先要面对的是大量基础数据缺失。木塔营建历史、形制、用材原则，构件劣化特征与损伤累积效应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基础性的“预问题”，需要先做大量的前期研究，才能进入实质性评估阶段。
此外，还要面临“道器相分”的困境。目前我国古建筑木结构修缮加固工作大多采用传统修复加固方法，主要依靠匠人经验判断，缺乏现代力学理论基础，科学性不强，设计和施工，非常难以被现代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掌握。
当传统经验与科学方法之间出现断层，修缮方案的制定就更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的僵局。
完善木塔监测体系的前期研究：木塔柱倾斜仪实时监测试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源清慧虹信息科技，2019）
六、四种维修方案
目前，专家提出的维修方案主要有四种：
1、整体落架大修：将木塔全部拆解，逐一修复构件后再重新组装。这是传统修缮的通行做法，也是隔壁日本常用的做法，比如法隆寺的“昭和大修理”。
但对于应县木塔而言：落架大修意味着大量构件需要更换，而木塔现存构件中70%以上仍为辽代原物，任何替换都可能导致历史信息的流失。有专家直白地表达了这种忧虑：“木塔这么重要的文物，一定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而不是大拆大建、焕然一新。如果落架大修，木塔就不是它了。”
结构工程学上木塔分层示意图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2012年）
2、上部抬升方案：将保存较好的上部三层整体抬升，大修调正二层倾斜柱梁框架后，再将上部三层整体落回。
该方案在2002年经专家投票占优，但由于难以确认上部抬升之后，能否顺利回落到大修后的二层之上。2006年4月，在国家文物局于朔州召开的评审会上，又被专家否定。
原因是：整体抬升技术虽在理论上可行，但60多米高的木结构在抬升过程中可能因受力不均发生变形，甚至出现榫卯节点脱落的灾难性后果。
上部抬升及施工用保护棚示意图
3、钢架支撑方案：在木塔内部搭建钢架分担荷载。
这一方案对本体干预较少，但存在思路难以落地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对木塔自身挺立的一种否定，因为如此一来，实在没法觍着脸说什么独一无二，举世无双了。
整体支撑加固方案剖面图
4、现状加固方案：对濒危构件进行局部处理，如用碳纤维布包裹开裂的木柱、在倾斜楼层增设钢支撑架等。
但反对局部加固的结构工程师指出：木塔的倾斜是整体性结构失稳的外在表现，仅对可见病害进行局部处理，无法解决套筒式结构因木材老化导致的刚度衰减问题，长期来看可能陷入“加固—再损伤—再加固”的循环。
一种现状加固思路示意图：二层明层西南侧倾斜严重部位加设辅柱红色为加设构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畅教授所言，主流的木塔保护修缮方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偏保守，类似通过局部小手术或“点穴”的方式给木塔治病；另一类偏主动干预，希望对木塔进行解体，彻底地救治木塔。这两大类方案的技术路线，至今仍在争论之中。
七、另一种路径：日本“修旧如新”的启示
站在中国“修旧如旧”的对立面，日本的文物保护哲学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日本，木构建筑的保护强调“原形”与“古式” ，其核心做法是 “解体维修”。就是在原建筑上搭个大棚子，然后将建筑拆解，修复或替换受损构件后再重新组装。做的最绝的是伊势神宫，提前预留了两块地，每20年举行一次 “式年迁宫” ，将内宫、外宫、14个别宫乃至入口的宇治桥，换个地方依照原样全部重建一遍。这一传统始于公元690年，至今已延续了1300多年，2013年举行了第62回式年迁宫，下一次将在2033年举行。
伊势神宫的新宫与还未拆除的旧宫
支撑这一做法的是日本对传统手工艺传承近乎偏执的重视。通过代代相传的 “宫殿木匠” 体系，确保每一个构件、每一种工具、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循古法。法隆寺在1934年至1985年历经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昭和大修理” ，工匠们不仅修复了建筑本体，还将失传的古代木工技艺重新挖掘、整理、传承下来。
日本的路径与中国的“修旧如旧”有着根本不同的哲学基础：它追求的是保存建造技艺而非物质实体。木料会朽坏，但技艺可以永恒。然而，这条路同样面临挑战：传统工匠后继乏人、木材资源日趋紧张、式年迁宫成本极高（每回约数十亿日元）。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的“解决方案”。
法隆寺药师塔解体大修
八、哲学的追问：忒修斯之船悖论
应县木塔的困局，让人想起一个古老的哲学思想实验——“忒修斯之船” （The Ship of Theseus）。它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一艘在海上航行了几百年的船，只要有一块木板腐烂了，就会被替换掉。如此反复，直到所有原始的木板都被替换过一遍。那么问题来了——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如果不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
将忒修斯之船的问题翻译到古建筑语境中，就变成了：当一座木结构建筑的所有构件都在漫长的历史中被逐一替换过之后，它还是“原来”那座建筑吗？
如果答案是“是”，那么文物保护为什么要反对替换构件？如果答案是“不是”，那日本伊势神宫每20年推倒重建一次的“式年迁宫”传统，是否意味着那座建筑早已不是它自己了？
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文物的“价值”。
在中国“修旧如旧”的理念下，文物的价值被认为是附着在物质实体之上的：那些千年的木料、斑驳的彩绘、工匠的刀痕，这些物质本身携带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信息。替换它们，就等于删除了历史的证据。
但在日本“修旧如新”的理念下，文物的价值被认为是附着在建造技艺之上的：建筑的物质实体终将消亡，但建造它的技艺可以代代传承，让建筑的精神以另一种方式永续。
没有标准答案。不同文明的选择，折射出不同的世界观。对于应县木塔而言，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博弈，恰恰是它“三十年未动工”的深层原因。
结语：应县木塔之后，我们还能等多久？
回到应县木塔。2024年11月，国家文物局与山西省人民政府建立了应县木塔保护工作协调机制，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均已召开第一次会议。
这些进展说明，木塔的保护工作从未中断，一直在以某种方式推进。但公众关注的问题是：在“修旧如旧”的理念下，应县木塔还要等多久？当一座建筑已经处于“重症监护”状态时，等待还是不是最好的保护？
精细测绘与信息留存方案示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
有专家将应县木塔比作“一个多处骨折的高危老人”。面对这样一位“高龄危重”的国宝，中国文物保护界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难题，更是一场关于“保护”本身的理解之争。
梁思成先生提出“整旧如旧”时，他所反对的是把古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的粗浅做法，希望文物能够“延年益寿”。然而，当“延年益寿”的治疗方案本身存在风险时，是选择保守治疗（局部加固），还是冒险手术（落架大修）？抑或在原址旁边先建一座1∶1的复建品，把手术方案在“模拟病人”上演练一遍再动手？
应县木塔钢结构支撑方案1:8模型震动试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2026年）
应县木塔的三十年困局告诉我们：“修旧如旧”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套用的公式，而是一场需要不断追问、不断权衡的探索。如何在不违背“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的前提下，让这座千年木塔真正“延年益寿”——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需要三十年，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每一个日夜，应县木塔的柱梁都在继续倾斜，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1507-202008木塔二层明层柱倾斜偏移变化示意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最后聊一下我意见，我支持落架大修方案，为什么呢？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了法隆寺栋梁西冈常一，他为了重现立柱上的刨痕，根据历史资料最终复原枪刨，也就是古代平木工具“鐁”的故事。
被西冈常一复原的古代平木工具：鐁
要想彻底解决所有的隐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拆了换件，也就是落架大修。根据日本法隆寺维修的经验，落架大修对施工人员的素质有极高的要求：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发现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符号，懂得如何取舍，如何记录；又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施工古法了如指掌，甚至能复原当时所用的工具。
我也知道，日本的路径过于理想化，它需要有稳定的工匠体系，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更需要强制度支持，日本国内也不是每一个古迹都可以修旧如新的。但是，人总是要有点理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其实既有懂理论，又能做活儿的人，国内其实不少，但在道器相分的观念之下，一旦成名，还肯不肯俯下身子亲手做活儿，那就不得而知了。
法隆寺昭和大修理采用的落架大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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